强生制药公司给精神科候诊室的儿童发放印有“利培酮”字样的乐高积木块，直到他们对利培酮的专利期过期。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比接受私人保险的儿童得到抗精神病药的概率高4倍。在一年内，德克萨斯州医疗补助计划就为儿童和青少年在抗精神病药一项上支出了960万美元——包括3个未确认身份的、未满一岁的婴儿62。精神类药物对发展中的大脑的影响尚未明确。解离症状、自主沉默、碎片式记忆，以及失忆几乎对任何药物都无效。

我在本书第2章提到的关于百忧解的研究提到，百忧解最初对受过心理创伤的普通平民的效果比上战场的退伍士兵要好得多63；之后的其他研究都发现了类似的差别。正是这些研究的结果让人担忧，因为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处每年开出大量的药物给现役士兵和退伍军人，而且药物时常是他们唯一的治疗方式。在2001～2011年间，退伍军人事务处花费了15亿美元在思瑞康和利培酮上，而同一时期，国防部花费了9000万美元在这两样药物上，虽然早在2001年，就有研究表明利培酮在治疗ptsd上并不比安慰剂作用好64。类似地，2001～2012年间，退伍军人事务处在苯二氮卓类药物上花费了7210万美元，而国防部在这项上花费了4410万美元——普通医生在临床上几乎不会使用这些药物，因为它们有着高成瘾性，而且它们对ptsd几乎没有任何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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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千计的艺术、音乐和舞蹈治疗师在治疗受虐待的儿童、患有ptsd的士兵、乱伦受害者、难民和虐待幸存者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证明表达性的治疗是行之有效的18。然而，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方式为何生效，这些治疗方式对于创伤性压力有怎样的特别作用；而且，我们面临着巨大的物资和资金缺口，难以对表达性治疗的科学价值以进行必要研究。

艺术、音乐和舞蹈可以绕过恐惧带来的无言，有可能是它们能用于创伤性治疗的原因之一。为数不多的比较语言性艺术表达和非语言性艺术表达的研究是由詹姆斯·彭尼贝克和安妮·克朗茨（anne　krantz），两位位于旧金山的舞蹈和动作治疗师进行的19。他们招募了64位学生，其中1/3被要求通过身体动作来表达他们个人的一件创伤性经历，连续3天，每天至少10分钟，然后要用另外10分钟用文字描写自己的经历；第二组要求身体动作和舞蹈，但不需要写；第三组进行一个常规的锻炼计划。3个月之后，所有的小组成员都报告他们感到更开心和更健康。然而，只有那组进行表达性治疗以及写作的小组出现了客观的证据：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而且平均分上升（这个研究没有测量特定的ptsd症状）。彭尼贝克和克朗茨总结道：“对创伤单纯的身体表达并不足以治疗创伤。只有将经验转化为语言，才能促进创伤的恢复。”

然而，我们仍然不知道上述结论“语言是疗愈创伤的关键”是否总是对的。有关ptsd症状（而不是身体健康状况）的协作研究似乎效果不佳。当我跟彭尼贝克说起这件事时，他提醒我，大多数针对ptsd的协作研究都是在集体环境下进行的，参加者都被希望与小组分享这些故事。